“你们要去哪儿啊？”
“去北京购买彩色电视机。亚萍陪我嘛。”
高加林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遇见了曾经的老同学-黄亚萍和张克南。
他准备去卖馍，而黄亚萍和张克南则准备去北京。
同为高考落榜人员，高加林与他们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。
对于高加林而言，他认为高考是自己唯一的出路，认为只有走出去，人生才能不一样。
他的这种偏执从一开始就错了。
我们不断地读书和学习，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让自己成为人上人，有一种优于别人的高傲。
黄亚萍同样也是全校的佼佼者，原本她是有可能考上大学的，可是因为父亲的突发疾病，她连坐在考场的资格都失去了。
同学们高考时候，她曾拿着高考科目的时间表一个人发呆。
就因为一场意外，她与高考便失之交臂，若说不难过，那一定是自欺欺人。
可是她没有任何抱怨，也没有任由自己消沉，而是接受命运的安排，走向了另外一种人生。
很多人说，黄亚萍那么好的成绩竟然没有选择复读，简直太可惜了，也太不思进取了。
但是无论那个年代，高考都不是唯一的活法。
高加林这种非要通过高考改变命运，除了学习，什么活都不想干的农村孩子，就是被父母的无底线宠溺害惨了。
就如人们常说，没有少爷命，却有着少爷的虚荣与清高气。
其实黄亚萍的认命，才是对高加林最大的嘲讽。
人应该学会逆势向上，也应该学会顺势而为。
父母全靠农活赚来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，高加林却不曾干过任何农活，并且以干活为耻，这样的人永远学不会感恩，更不懂得珍惜。
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，应该学会给自己多创造出路，而不是为难父母。
一、上海姑娘黄亚萍是跟随父亲来到县里的。
父母离异，她的爸爸是县武装部的部长，妈妈出国了，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地地道道上海姑娘，从小便在上海学习专业舞蹈，人长得漂亮，舞姿优美，普通话也好。
虽然她的学习成绩不如高加林，但是在高考的预考成绩中也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。
她也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宠儿，可是很多时候，她却比高加林更有人情味，更理解家长。
全校的高三学生都在废寝忘食地准备高考的时候，黄亚萍一边练习着舞蹈基本功，一边刻苦复习，同时由于爸爸生病了，她还得再拿出一部分时候每天回家照看父亲。
对她而言，亲情更重要，父亲的地位是凌驾于高考之上的。
反观高加林，他的心里只有学习，很少关心父母到底过得好不好。
父母毫不保留的付出，在他眼里是理所当然。
他始终认为，父母就应该拼死拼活为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，一个明媚的未来。
原著中，高加林对父亲的定位是土地的奴隶，他从未因为父亲是勤勤恳恳的农民而感到骄傲。
高加林喜欢读书，脑袋精光，学习又好，从小高玉德老两口便不让他干农活，所以他即便是高中了，还是嫩皮嫩肉的，什么活也不会干，也不想学着干。
而黄亚萍作为一个女孩，除了繁重的学业，一直精心地照顾着有胃病的父亲。
高考那天，黄亚萍的父亲突发疾病，送去了医院，为了守在父亲身边，她硬生生地错过了第一场考试，也与高考无缘。
黄亚萍一直想要通过高考，重返上海的，因此高考志愿报名的时候，她只报考了上海的学校。
这是由于她心中有一个执念，就是回到上海去寻找关于母亲的踪迹。
可是因为父亲，她失去了这个唯一返回上海的机会。
她从未对父亲有过任何的埋怨，甚至不愿意在父亲面前有一丝地低落，怕引起父亲的担心。
其实，自私的孩子，都是被父母“祸害”的。
父母放纵自私的孩子，那么孩子便永远学不会感同身受。
二、认命与安稳县里五年高考的录取率都是零，在高加林这一届终于创造了奇迹。
高加林被上海的浦江学院录取了，可是录取通知书却被高家村书记高明楼截胡了，让自己的儿子高双星顶替了高加林。
这样一来，高加林便成了落榜者。
落榜的他，心情低落，整日沉闷，可是他的父母比他更寝食难安。
他们不敢责备高加林的意外，更不知如何开导他。
可是高加林从未对父母有任何的宽慰，任由父母在旁边为他提心吊胆。
同样没有大学可上的黄亚萍却过上了另外一种认命的人生。
她遵从父亲的安排，去县里当了一名广播员，平日里依旧坚持跳舞、读书。
听过这样一段话：
“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，应该好好享受每一个过程，而不是急不可耐地将它翻到最后一页。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不是未来而是现在。”
深以为然。
命运从来不是摆布我们的武器，而是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奠基石。
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大步前进。
黄亚萍其实比高加林更不甘心，作为大城市过来的孩子，她更有野心，更有抱负，可是她始终懂得顺其自然的人生，才是最值得过得人生。
即便是高中学历，在小县城里当个每天只广播三个小时的播音员，黄亚萍也始终积极向上地迎接命运的安排。
对她而言，守在父亲身边，身边有好友，跳跳热爱的舞蹈，便是最好的当下。
“高加林，我希望有机会还能在广播站里广播你的文章。”
面对命运的意外，成为生活的主宰，才是强者所为。
黄亚萍这样的女孩，其实和刘巧珍是一类人，永远懂得如何与生活周旋。
三、不甘与无奈高加林在高考失败之后，低沉了很长时间，直到高明楼为他找到了一份民办学校的教师一职。
此时的高加林还不知道是高双星偷走了自己的大学，按理来说，高明楼为他找了一份谋生的工作，他应该学会感激，可是他从未有过任何感恩的表现。
在他眼中，仿佛高明楼就应该给自己找份工作。
包括后来，他教师转正的事情鸡飞蛋打，他从未深刻地反省一下自己，而是把郁郁不得志的怒火，撒在巧珍身上。
一个男人，若是扛不起失败的苦，一旦遇事，就只会当个逃兵。
高加林就是这样的人。
因为巧珍没有读过书，他在心底一直看不上巧珍。
可是因为巧珍是唯一一个在他落魄时候也不曾离开的人，因此他在巧珍对自己表白的时候答应了巧珍。
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与巧珍有未来。
高加林答应巧珍，两个人交往，不过是为了消磨自己的低沉时光。
他始终觉得刘巧珍就应该属于农村，而自己满腹诗书，不应该被这个小地方困住。
能力支撑不起野心，即便手里有机会，也拿捏不住。
全剧中，刘巧珍、马栓以及黄亚萍和张克南都是愿意认清自己的人，可是高加林不愿意。
其实并不是农村就没有他发挥能力的地方，他只是不愿意和他眼中没有文化的人混为一谈。
他始终觉得，待在农村是对自己文化的一种玷污，因此他才想发设法逃离这片土地。
“叔父，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走出去，干什么工作都行，您所在的乌鲁木齐市如果有单位需要教师，或与文化、教育有关的工作，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。”
高加林在转正教师无望之后，给远在乌鲁木齐参军的叔父高玉智写了一封求助信。
他不想和父母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，他的心气比任何人都高。
叔父并没有同意他的求助，而是告诫他一个人有能力，无论是在哪里都可以发挥光热。
可是他始终没有听进去这句话。
高玉智从部队回来，成为了地区劳动局的局长，而马局长为了拍马屁，便对一心想要走捷径的高加林承诺：“我会以最短的世间，把你的工作安排好，让你到县里上班。”
随后马局长便联合高明楼弄虚作假，给高加林安排了一个县里通讯干事的工作。
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东窗事发的那天，高加林会比成为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更加无地自容。
原著中，高加林兜兜转转还是成为了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，令人唏嘘不已，可是这个结局，也是他自己作的。
